永宁元年的春天，是以蜀王萧谅在成都誓师、高举“清君侧、诛赵崇”的旗帜为开端的。

但这把火，并未如许多人预期的那样，迅速燃向神京，烧死那个“奸佞”赵崇。

相反，它以燎原之势，以一种近乎荒诞和失控的方式，在帝国辽阔的躯体上疯狂蔓延、变异，最终将整个大夏拖入了全面内战的、血与火的深渊。

蜀王的檄文，像是一把钥匙，打开了一个被“皇权”这道脆弱枷锁勉强禁锢了数百年的魔盒。

盒子里的魔鬼，名为“野心”，名为“贪婪”，名为“积怨”，名为“绝望”。

它们呼啸而出，再也不受控制。

楚王萧锐响应最快，但他“清”的显然不止是赵崇的“君侧”，他将矛头对准了所有不服从他的周边势力，以及……隔壁的吴王萧骏。

吴楚之地，自古富庶，也自古多隙。

楚王借口“吴王与赵贼暗通款曲”，挥师东进，直扑吴地。

吴王萧骏岂是善茬？他立刻打出“楚王假清君侧之名，行兼并之实，实为国贼”的旗号，调集麾下强悍的水师和步卒，在长江沿岸与楚军展开激战。

富庶的江淮平原，顷刻间化为修罗场，城池反复易手，百姓流离失所。

代王萧厉在河东起兵，他“清君侧”的口号喊得震天响，实际行动却是联合草原上的几个部落，南下劫掠，将战火引向了相对平静的河北诸道。

他所过之处，以“筹集军饷、讨伐国贼”为名，行烧杀抢掠之实，比土匪更甚。

桂王萧显在岭南的动作则“温和”许多，他没有大规模北上，而是打着“保境安民、静观其变”的旗号，趁机吞并了周边几个不服管束的州县和土司地盘，将岭南经营得如同独立王国。

而那些没有王爵的地方实力派——手握兵权的节度使、盘踞一方的世家大族、甚至啸聚山林的巨寇——也纷纷看到了机会。

朝廷威信扫地，中枢自顾不暇，此时不抢地盘，更待何时？

于是，各种旗号如杂草般疯长：“靖难”、“讨逆”、“扶保皇室”、“为民请命”……甚至一些山贼土匪，也敢扯块黄布，自称是某某“先帝遗孤”或“天命所归”，占山为王，攻城略地。

法律、秩序、道德，在刀剑和饥饿面前，脆弱得如同纸张。

大夏的版图上，不再有统一的政令，不再有清晰的疆界。

每一天，都有新的“将军”、“都督”、“大元帅”诞生；每一天，都有旧的城池被攻破，新的“政权”被建立然后又迅速被推翻。

军队不再为国而战，只为军饷、为粮食、为主将的个人野心而战。

兵匪的界限彻底模糊，今日是官军，明日可能就因欠饷而哗变为匪；今日是流寇，明日被某个“大帅”收编，就又成了“义军”。

神京，这座曾经号令天下的中枢，如今彻底沦为风暴眼中诡异的“平静点”。

不是因为它安全，而是因为它被太子、秦王、晋王、赵崇四方势力以一种微妙而脆弱的平衡“冻结”了。

谁也不敢先动手，生怕成为众矢之的；但谁也都不会放弃，都在拼命扩充实力，等待着给对方致命一击的机会。

赵崇的“朝廷”，政令不出百里。他试图派出的“钦差”，往往在半路就被不知哪路“义军”或“土匪”劫杀。

他试图调兵“平叛”，可命令刚到军营，就被太子、秦王、晋王的人暗中阻挠。秦王想南下捞取军功，晋王想趁机控制更多京畿地盘，太子则想借“朝廷”名义拉拢南方藩王。